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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位男性朋友和我说，他第一次了解到社会层面的性别差异，是在一位女性告诉他自己害怕走夜路之后。他发觉自己很难体会到夜晚孤身一人走在巷子里的那种恐惧。
在当今的女性主义浪潮中，“女权男”似乎成为一个带有戏谑成分的标签。当女性在为自己受到的压迫和歧视发声时，男性有时无法感同身受。如果这种经验上的差异不可逾越，那么男性要对女性主义作何反应？
在《革新男性气质》中，作者从历史中找寻答案，这本书被看作“男作家写给男性的女性主义指南”。面对各个时代女性的困局，即使男性无法和女性获得相同的体验，他们依旧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女性主义者。
下文摘选自《革新男性气质》，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怎样才算是“男性女性主义者”？
自18 世纪末以来，敢于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的女性一直是少数。而男性女性主义者，又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究竟是出于谨慎、漠然、盲目、轻蔑、厌女症，还是因为害怕背叛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毕竟，一个男性女性主义者将饱受女性的怀疑，并且首先会遭受来自男人的敌意。
于贝尔蒂娜·奥克莱尔曾向法国作家小仲马发出过邀请，希望他能当法国妇女选举权联盟的主席。小仲马可怜兮兮地回复说：“我很乐意帮助您，但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一旦我接受当这个主席，人们便会说我和于贝尔蒂娜·奥克莱尔是一伙儿的。如此一来，我在法兰西学术院讲话可就没人会听了�！�
人们会说什么并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大家并不清楚怎样——或应该怎样——才算是男性女性主义者。
一个“好”丈夫？一个“开明的”父亲？还是一个绝不轻视女人、会与女性并肩战斗的男人？不过说到底，女性在她们不得不从事的斗争中不需要帮助，她们知道如何独自战斗。
至于那些赞美女性的话（“我的妻子是一位完美的贤妻良母”），我们很清楚它们背后是什么意思。
在雷温·康奈尔看来，那些坚持平等主义的中产阶级丈夫是霸权男性气质的同谋，因为，尽管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却远未停止享受“父权制的红利”。
克里斯蒂娜·德尔菲认为，男人的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性别歧视” ——这些男人投身运动是为了代替女人的位置，代表女人说话，就像往常一样。那么，男性的女性主义是大男子主义的最高境界？
伯努瓦特·格鲁的看法与此相反，在《男人的女性主义》一书中，她向走在时代前端的一些男性思想家的勇气致敬。
02.
男人成为女性主义者，
其中必然包含情感联结
为了走出这一纷争，我们先来理一下男人成为女性主义者（或至少是愿意维护女性权益）的原因。
首先，其中必然包含情感联结。
一些男作家与女作家缔结了友谊，比如蒙田与玛丽·德·古尔奈之间，又比如笛卡尔同与他书信来往的女王之间。
一些女性知识分子，例如斯塔埃尔夫人、勃朗特姐妹、高群逸枝、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米歇尔·佩罗，都是由讲求平等的父亲抚养长大的；年轻的美国女孩西奥多西娅·伯尔也是如此，她的父亲是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他曾密切监督过她的教育。
包括阿梅莉亚·布卢默、米莉森特·福塞特、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卢克雷蒂亚·莫特、乌苏拉·布莱特、艾达·劳以及于贝尔蒂娜·奥克莱尔在内的数十名女性主义活动家都曾得到过丈夫的支持。
在20 世纪初，英国妇女政权论者赛琳娜·库珀的丈夫曾是妇女选举权男子联盟的成员。
这些身为丈夫或父亲的男性这么做，究竟是仅仅出于对妻子或女儿的爱，还是说他们本身就是在私人生活里贯彻平等原则的积极分子？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者皆有。
威廉·戈得温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7年成婚。结婚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怀了戈得温的孩子，而且是一个私生女孩的母亲。
戈得温敬重她的智慧和独立思想，且在自己的《政治正义论》一书中痛斥婚姻是一种“垄断”和“欺骗性的制度”。由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在38岁时就因分娩而去世，备感绝望的戈德温立即着手为她写传记，并专注于对两个女儿的教育——其中一位就是玛丽·雪莱，即《弗兰肯斯坦》的作者。
在这个例子里，是爱情将两名已经是女性主义者的男女聚到了一起。
03.
车若水和袁枚
是史上第一批女性权益的男性捍卫者
其次，认同性的共情也是男性成为女性主义者的重要因素。
共情是由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激活的，我们因此可以感受他人之感，就像那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样。
在中国，那些痛斥让5岁女孩缠足的习俗，并揭露女性从小忍受惨绝人寰苦难的人，都是男人。比如生活在 13世纪末即宋朝晚期的车若水，又或者是18 世纪的袁枚，他们是史上第一批女性权益的男性捍卫者。
在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在广东成立了第一个不缠足会，并积极投身到支持女子教育的革命中。
这种共情构成了19世纪文学中盛行的人道女性主义的基础。
阮攸的《金云翘传》是越南文学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受男人虐待的年轻女性如何被迫卖淫和变成婢女的牺牲故事。
在欧洲，一些男性作家也主动承担责任，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受害者们——孤儿、单身母亲、妓女、堕落的交际花——发声。例如写出了戏剧和小说《茶花女》（即威尔第《茶花女》歌剧的原型）的小仲马，又例如维克多·雨果，他成了《悲惨世界》中芳汀和珂赛特两个人物象征意义上的父亲。
04.
女性群体的权益
也能以保障社会效用的名义来维护
再者，女性群体的权益也能以保障社会效用的名义来维护，毕竟国家的前景和未来要求我们不应该舍弃任何可用的人力和才干。
这就是柏拉图会在他的《理想国》中为女性留出一席之地的原因，这个乌托邦诞生于古代最厌恶女性的社会之一。他认为，通过良好的训练，精英女性也可以成为城邦的守护者，也可以为公共利益贡献力量，她们不应该仅仅待在家中，白白荒废了才华。
在19世纪后半叶，一些美国改革派男性开始高举女性主义大旗。
在他们眼中，同男性相比，女性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准——女性更善于克服人们共同生活时的冲突，更知道如何让社会摆脱由男性带来的祸患，比如酗酒、剥削和腐败。
在这种版本的女性主义背后是对社会救赎的希冀。
“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男人们”也对女性的命运极具兴趣，他们宣称自己具有远见卓识。
这一构想在19 世纪时鼓舞了不少阿拉伯、日本和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他们坚信西方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推动了妇女解放和核心家庭的建立。
在日本，德富苏峰和福泽谕吉都捍卫这种观点，前者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作家，而后者于1862年从欧洲考察归来后就背离了儒家传统，皈依了性别平等的理想。
1903年，29岁的金天翮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名为《女界钟》的著作，主张妇女应该有学习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掌握财产的权利、自由出行的权利、缔结友谊和爱情的权利以及投票的权利。
这些主张是出于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提出的，但也是出于将中国转变为“文明”国度的需求。
05.
有一个原因无法忽略：
对人权的尊重
反抗压迫女性的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纲领相互交叉——废奴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们在斗争的十字路口相遇了。
1840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奴隶制大会上，美国女代表受到排挤。这件事让众多男人和女人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时觉醒了。
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有约30位男性出席，其中包括记者威廉·加里森、贵格会成员詹姆斯·莫特以及有过黑人奴隶经历的废奴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这些男性都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们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奴役——无论是对黑人的奴役，还是对妇女的奴役。此外，他们还积极争取黑人和女性应有的投票权利。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于1884 年，即马克思死后的第二年）一书中，恩格斯试图表明，对女性的家内奴役源自对私有财产需求的进一步扩大。
他借助约翰-雅各布·巴霍芬在《母权论》和刘易斯·摩根在《古代社会》中提供的论据写道，在“文明”建立的初期，比如新石器时代，一夫一妻制以及财富的不断累积给女性的支配地位画上了句号。被男性夺去权力，这是“女性在历史上的重大失误”，而且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都源于此。
恩格斯总结说，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和废除私有制将换来工人和妇女的集体解放。
我们已经指出，男性的女性主义精神可以源于爱，源于共情，源于利益、效用或策略，但这些都无法排除对正义的追求。
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忽略这最后一个原因——对人权的尊重。
无论是损害女性器官、让她们保持蒙昧无知、令她们屈从丈夫，还是剥夺她们的投票权，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公正且不道德的行径。
女性主义是一种伦理。正如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在女性主义领域里，男性能够第一个行动起来，这点其实并不奇怪——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垄断了所有的道德感，而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垄断了教育、话语权和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
来源：凤凰网
